许多报道和回忆文章都评价钱学森是一个温和谦逊的人，其实起初他待人接物的态度并不像后来这样，叶永烈采访了钱学森早年的学生和秘书，他们回忆，钱学森刚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股“外国作风”，说话直来直去，不懂委婉不讲情面。
戴汝为1955年毕业分配到中科院力学所 ，做钱学森的学生，有一次在图书馆，他碰到正在看书的钱学森，便上前请教应该看些什么参考书，钱说：
“做科研的人应当独立思考解决这种问题，用不着问我。”
戴汝为当时脸就红了。后来他试着表达自己的学术见解，钱当面批评说：“听不懂你的话，你的表达没有条理性。”有一次甚至说“你简直是胡说八道！”
戴汝为说，研究所里很多人都有过被钱学森批评得满脸通红的经历。很多年过去，戴汝为已成为中科院院士，还记得被钱老师“刺”的那种脸红的感觉。
据秘书张可文回忆，曾有一位北京大学数学系的副教授来向钱学森请教问题，进了办公室，尽管有椅子，钱学森也没有请人家坐下，那位副教授就站在钱的办公桌前毕恭毕敬地谈了十几分钟，钱学森最后说了一句话：“连这样的问题你都不懂？”副教授顿时脸涨得通红，很尴尬地站了一会儿，向钱学森鞠了一躬走了。
当时张可文在外屋看到这一幕，觉得有必要提醒钱学森注重国内的人情世故，她委婉地说：“树有皮，人有脸。”钱学森沉默不语，一声不吭。不过，张可文发觉，从那以后钱学森再也没有那样对待别人。
20多年过去，钱学森在一次谈话中提到，我最初的秘书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张可文知道后很茫然，不知道钱老为什么这样说。
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说，“树有皮，人有脸”那句话，这个提醒对他触动很大。
钱学森一家
▍和秘书互贴大字报
1957年席卷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开始了，这是钱学森回国后经历的第一场激烈政治运动，他丝毫没有此类“运动经验”，完全不知道应该怎样“响应号召”。
在“大鸣大放 ”中，响应号召就要贴大字报，当时力学研究所给钱学森贴大字报的人不多，因为他在美国重重罗网中回国，大家都很敬重他。
不过他毕竟是一所之长，总不能没有大字报，没有反而可能成为问题。于是，秘书张可文就和钱学森互相贴大字报，张说钱太严肃，接近群众不够；钱学森也给张秘书贴，说她“太孩子气”。
▍为确保卫星唱响《东方红》，砍掉实验项目
从1965年开始，钱学森主要负责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这是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很大程度上是一颗“政治卫星”， 国家提出的要求是 “一次成功”，还要求卫星运行轨道尽量覆盖全球。
为了“听得到”，卫星升空时将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转播卫星上发射的讯号，但是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设计人员你一言我一语碰出个火花：放《东方红》乐曲。
钱学森马上叫人写报告交上去，中央批准后，这个灵光一现的创意成为政治任务，卫星播放歌曲《东方红》绝不是一个普通的环节，它甚至成为重中之重，一旦上天之后歌曲“变了调”，当时正是“文革”时期，后果不堪设想。
为了确保卫星播送《东方红》乐曲准确、可靠、悦耳，钱学森多次听取卫星总体负责人员的汇报，审查设计方案，检查设备质量。
当卫星总体超重时，钱学森明确提出，凡是和广播《东方红》乐曲有矛盾的，都要给广播让路。于是技术负责人孙家栋不得不砍掉一些试验项目，以保证政治任务的完成。
经研制部门和各协作单位的共同努力，“东方红号”卫星的检验星于1969年9月完成了全部环境模拟试验，星上各系统工作正常，尤其是《东方红》音乐的质量很好。又经过严格测试和多次合练，1970年4月25日晚8点29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带有鲜明新中国特色的旋律响彻太空。
▍三次论证亩产万斤
1958年，人造卫星研制工作还没有开始，“放卫星”在中国是一个生产领域的专用词，各地的高产记录不断被刷新。
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登载了“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道，并将之称为“放出第一颗亩产卫星”。6月12日又放出第二颗卫星，声称实现小麦亩产 3520斤。
这样的产量是明显违背常识的，但四天之后，钱学森就在《中国青年报》发表了科普文章为这颗卫星提供了“科学依据”：
“土地所能供给人们的粮食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人们：还远得很！……
因为，农业生产的最终极限决定于每年单位面积上的太阳光能，如果把这个光能换算农产品，要比现在的产量高出很多。
现在我们来算一算：把每年射到一亩地上的太阳光能的30%作为植物利用的部分，而植物利用这些太阳光能把空气里的二氧化碳和水分制造成自己的养料，供给自己发育、生长结实，再把其中的1/5算是可吃的粮食，那么稻麦每年的亩产量就不仅仅是现在的2000多斤或3000多斤，而是2000斤的20多倍！”
在此之前的1958年4月29日，钱学森已经在《人民日报》第7版发表文章《发挥集体智慧是唯一好办法》，阐述类似观点。
经过1958年的农业实践，“亩产万斤粮”的梦幻基本破灭，到1959年初春，大跃进的势头已有所减弱。
钱学森仍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1959年第5期）重申高产量的理论可能性：
“我们算了一下，一年中落在一亩地上的阳光，一共折合约94万斤碳水化合物。如果植物利用太阳光的效率真的是百分之百，那么单位面积干物质年产量就应该是这个数字，94万斤！”
作家吴晓波在文章中写到：
“钱学森的论文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它们为各地大放卫星提供了充足的‘科学论证’，正是在这些文章发表后，‘粮食卫星’从亩产数千斤一下子窜升到了数万斤……
对于1958年的那两篇论文以及所产生的后果，钱学森应该有道歉。这是一个‘档案社会’，人人必须对自己的言行负责，越是大人物，所需负的责任自然越大。”
▍尖锐语言批判张爱萍
1975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 主任的张爱萍将军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之一，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
张爱萍（右一） 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钱学森在这场运动中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具体写的是他在20世纪60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时发生的事情，张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
这张大字报张并没有在意，但是据张的后代讲述，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对张伤害很深。
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张爱萍传记：从战争中走来》一书中写到：
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的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指钱学森）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
结果张爱萍心脏病突发住院。
▍绝不重返美国，胡耀邦也劝不动
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多次邀请钱学森出访，都被他拒绝了，那里是他度过青年时代的第二故乡，人们都以为他会愿意再去，事实上钱学森终生没有重返美国。
秘书张可文说，钱学森作为著名科学家，有很强的自尊心。他曾在美国遭受那样不公正的待遇，认为是极大的侮辱。1950年麦卡锡主义盛行，反共浪潮下他先是遭驱逐出境，又因科研上的“威胁”被软禁5年，经过周恩来的不懈谈判才终于得以回国。
胡耀邦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还劝过他，说：“钱老，你在国际上影响很大，一些国家邀请你，我建议你还是接受邀请，出去走走。你出去和别人不一样，对推动中外科技交流会有很大影响。……
今天，世界在变，中国在变，美国也在变。几十年前的事，过去就算了，不必老记在心上。”
钱学森回答说：“美国人不公开认错，我不宜出访美国”。
听此言，胡耀邦便说：“钱老，我这是劝你，不是命令你一定要去。如果你认为不便去，我们尊重你个人的意见。”
后来美国政府一位代表与中方探讨，表示那一段时期美国政府对待钱学森是很不公平的，看美国政府能做些什么，来弥补从前的过失，如果钱愿意来美国，会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和美国工程院院士的称号。
钱学森知道后说：“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1989年，国际理工研究所 授予钱学森“小罗克韦尔奖章”，这是现代理工界能入选的最高荣誉等级，钱学森是当时第一个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但是他不肯到纽约领奖，代替他领奖的是当时的中国驻美大使韩叙。
